专业访谈：{永恒平台}未来趋势！粤港澳大湾区由我国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个珠三角城市组成，总面积5.6万平方千米，2018年末总人口已达7000万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粤港澳大湾区也是中国主题公园产业发展起步较早，产业体系最齐全，品牌与总部基地最集中的地区，是当前中国主题公园产业发展最成熟的地区。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有游乐场，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成的香港月神乐园和荔园游乐场也曾风靡一时。1977年开幕的香港海洋公园一直引领着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的发展，至今仍然吸引众多海内游客。20世纪80年代，内地开始发展游乐园。1983年中山市长江乐园开业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后，短时间内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各市兴建了多个游乐园，包括深圳湾游乐场、广州东方乐园，珠海珍珠乐园等19个大型游乐园（保继刚，2000）。经过近30年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逐步培育出中国旅游集团（以下简称 “中旅集团”）（原港中旅集团）、华侨城集团、华强方特集团、长隆集团等一批能够跻身全球前列的主题公园企业集团，同时香港引进了迪士尼乐园，形成了国内外品牌主题公园竞合发展的新格局。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质量来看，粤港澳大湾区都是中国主题公园发展最成熟、最密集的地区。

　　然而，粤港澳大湾区主题公园产业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第一，我国其他地区的主题公园产业正在加快集聚。长三角地区现有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常州中华恐龙园、宁波方特东方神画、上海欢乐谷、苏州乐园以及芜湖方特的四个乐园已经形成规模集聚，粤港澳大湾区主题公园企业和人才纷纷北上。长三角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两个主题公园目的地。此外，各个中心城市，甚至二三线城市陆续新建的主题公园客观上也会对粤港澳大湾区主题公园形成一定的市场竞争。第二，与全球主要的主题公园目的地，如美国奥兰多相比，粤港澳大湾区主题公园产业仍存在诸多短板，如产业链不完整，中高端业态和产品较少，品牌培育不足，附加值不高等。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粤港澳大湾区主题公园恢复面临诸多困难，完全恢复仍需时日。粤港澳大湾区主题产业要进一步引力中国主题公园发展，就必须实现创新发展。因此，本文将研究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回顾和反思粤港澳大湾区主题公园产业的历程，分析区域主题公园产业所面临的重大发展机遇，重新审视当前和未来的格局，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未来。

　　*本文摘自梁增贤先生《粤港澳大湾区主题公园产业的创新发展》一文（《主题公园创新前沿——2020中国主题公园研究院理论与实践文集》）

　　产业链在本质上是以知识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功能网链（芮明杰等，2006），IP含量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价值的大小。旅游产业链并不是简单的 “食、住、行、游、购、娱”。事实上，所谓旅游六要素仅仅是旅游产业链中的某些环节（主要是运营管理、二次消费和关联消费环节）而已。如果按照知识产权含量看，旅游六要素其实含量不高，总体价值不是最大的。主题公园产业链是指主题公园依据前、后向的关联关系组成的一种网络结构。主题公园的产业链从研发创意开始，一直到品牌经营，其价值因知识产权含量大小由高低，再升高，形成“微笑曲线”，具体如下图所示。

　　研发创意是产业链的开端，也是价值最高的环节之一。这个环节主要涉及文化主题创意、主题体验的研发、形象概念的设计，往往与影视动漫制作、音乐创造紧密相关，是幻想工程师的主要工作。由于这个环节研发创意失败率较高，整体投入的成本大、时间长、结果不稳定，因而目前只有少数主题公园企业集团掌握，例如，迪士尼、环球影城等。

　　规划设计主要涉及公园策划、规划、设计，尤其是场地规划和体验设计环节，简而言之就是完整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场地设计。这个环节不应由主题公园企业集团完成，也可以聘请专业的国际规划设计单位来做。目前，我国大多数主题公园企业集团都有相关部门，而业界也有相关咨询机构。近年来整体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

　　生产制造主要涉及游乐设备的设计、制造和生产，公园的相关设施、设备的供应等。例如，大型过山车的设计和制造，特殊建筑材料的生产和加工等。这些特型装备、设备的研发和制造是以发达工业为基础的。目前我国在高端先进的大型游乐设备的设计和制造商仍主要依赖于国外，每年需要大量进口，而在中低端产品的自给率比较高。

　　施工建设就是主题公园的落地建设。由于主题公园内有大量的特型建筑和非常规景观，加之要考虑环境设计和景观小品的嵌入，主题公园的施工建设比其他景区具有较高的技术要求。作为 “基建狂魔”的中国，在施工建设方面已经不逊色于任何国外企业，但是相关景观建筑材料的供给和施工工艺仍具有一定的短板。

　　运营管理就是主题公园的经营管理与日常维护。事实上，目前我国所谓的主题公园企业集团主要业务就是运营管理，在其他相关产业链上的能力是不足的。主题公园的运营管理当然有一定的特点，但并不具有特别高的知识产权含量和技术门槛，容易模仿、借鉴和改进。

　　二次消费是指游客在主题公园内的消费，包括餐饮、购物、娱乐、园内服务等。中国主题公园的园内二次消费比例较欧美主题公园低，主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习惯有关。事实上，如果二次消费做得好，其收益不会低于门票收益。由于二次消费涉及一系列衍生品的开发和生产，其知识产权含量也很高。

　　关联消费指的是主题公园周边的配套消费以及游客在整个行程中园区以外的整体消费。例如，主题酒店、主题餐厅、主题购物街区、主题剧院等。我国除了华侨城集团和长隆集团以外，大多数主题公园都是单体公园，对关联业态的重视程度不够。迪士尼旗下拥有数十个主题酒店品牌，可想而知其关联消费收益是非常可观的。

　　主题服务是指由主题公园及其关联消费业态组合起来，针对顾客需求定制化的，具有明显主题的专属服务。随着需求的个性化程度越来越高，定制化的主题服务将越来越受欢迎。例如，主题婚礼、主题年会、主题生日派对 （Party）等。

　　品牌经营就是利用主题公园成熟的IP进行延伸经营，通过授权使用、特许经营等方式让渡品牌使用权给其他企业经营，从而获得品牌收益。例如，今天的迪士尼早已不是主题公园的概念，它的授权已经进入教育领域，产生了迪士尼英语、迪士尼夏令营等产品。由于企业几乎不需要参与生产和经营，零成本，因而品牌收益的知识产权含量是很高的。

　　粤港澳大湾区的主题公园产业链是从价值最小的运营管理做起的，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一步步向前后端较高价值的产业业态延伸。直至今日，粤港澳大湾区的主题公园产业链仍存在较大的短板，尤其是在研发创意和品牌经营上。尽管如此，粤港澳大湾区的主题公园产业演化和创新发展历程，对其他地区乃至其他国家的发展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主题公园的发展是从游乐园做起的。游乐园发展最典型的是美国的科尼岛 （Coney Island）。20世纪初期发展到鼎盛阶段，而当时最著名的品牌就是月神乐园 （Luna Park），这个能够夜间运营的游乐园在那个电灯还不是很普及时代，备受城市人欢迎。今天，全球最著名的游乐园是六旗娱乐集团 （Six Flags） 旗下的六旗乐园，以游乐设备著称，其中六旗大冒险乐园 （Six Flags Great Adventure）一个园子就有13个大型过山车。这种主要以乘骑器械、游戏设备、电子娱乐为主要吸引物的游乐园并不需要鲜明的主题，也缺乏包装和景观营造，但仍有较大的市场吸引力。

　　中国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最早发展游乐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香港已经有了多个中小型的游乐园，例如跑马地愉园游乐场、西环太白楼游乐场、北角英皇道名园游乐场和南唐酒家天台游乐场等，这些游乐园兼具赌场、歌舞剧院等功能，成为当时香港富人阶层娱乐消费的场所。这些游乐园规模不大，设备也不多，很多都还是室内项目，并不是普通人消费的场所，也就形不成规模。1949年，香港模仿美国，也建起了自己的月神公园。这个月神公园位于今天北角的月圆街 （Yuet Yuen Street）附近，但很快在1954年就倒闭了，只有老香港人才有记忆。20世纪50年代后，香港还建设了荔园游乐场，并从美国购入了一批新型机动游戏，如摩天轮、过山车、腾空飞艇、碰碰车、哈哈镜、旋转木马等，逐渐面向普通民众经营。

　　香港游乐园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率先发展与香港的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游乐园的发展要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粤港澳大湾区积极引进 “三来一补”等合资经济，轻工业首先在粤港澳大湾区 “先试先行”，伴随而来的是人口的快速集聚和大刀阔斧的城市化进程。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些内地城市逐渐进入工业社会，城市休闲娱乐供不应求，而市政公园建设滞后，这就为游乐园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机遇。国家当时允许民间资本投资城市休闲娱乐等民生产业，游乐园自然是要自负盈亏的。这就要求新建的游乐园应该有一套自主盈利的模式，而不是像过去一样高度依赖于财政投入。

　　1983年7月15日，规模巨大、设施先进的中山市长江乐园开业，并取得良好的效益。长江乐园由中山和香港合资建设，占地4万平方米，有18个新型游乐项目，成为国内首个引进外资修建的大型综合游乐场。①当年的中山市交通条件相对较差，能年接待超过100万游客得益于长江乐园是中国大陆第一的口号。随后几年，广东全省各地争相效仿，或新建、或改建、或在原有市政公园基础上增加游乐设施，一时间珠三角地区主要城市都拥有各种类型的游乐园，例如，广州的东方乐园（1985年开业）、珠海的珍珠乐园（1985年开业）、深圳的深圳湾游乐场（1984年开业）、深圳的香蜜湖中国娱乐城（1985年开业）等（保继刚，1994b）。

　　尽管这一时期的许多游乐园最后都面临倒闭或破产，所剩寥寥无几（梁增贤，2018），但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游乐园发展奠定了主题公园的产业基础，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验证了市场需求。游乐园毕竟是 “舶来品”，对于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人而言，游乐园这种城市休闲娱乐形式是否受欢迎，这是需要验证。事实证明，游乐园的娱乐形式是有市场的，但各个地方的反应略有差别，主要取决于门票价格和设备选型。

　　第二，培养了产业人才。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游乐园管理和技术人才是高度缺乏的。即使开业的游乐园，管理水平和技术人员储备是不足的，导致一系列管理问题和事故。这一时期我国逐渐培养了一批游乐园，乃至后来的主题公园管理者。其中的一些人，已经成为中国目前主题公园实践的元老级人物。

　　第三，积累了开发管理经验。游乐园选址在哪里？交通要求怎么样？周围配套如何？内部提供多少餐饮和购物？运营成本和更新改造成本是多少？上述问题是没有现成答案的。这一时期的成功和失败经验，都为后来的主题公园发展奠定了知识基础。

　　1989年9月，深圳锦绣中华的开业，掀起了全国新一轮主题公园产业浪潮。这次浪潮规模空前，涉及的城市更多，投资更大，主题化程度更高，主要以微缩景观主题公园为主。微缩景观主题公园单纯以微缩景观和文化舞台化作为吸引物，并不依赖于乘骑器械和游戏设备等互动体验项目。随着城市化的深化，经济发达城市的居民不再满足于冰冷的器械娱乐，而要求主题公园具有更多的文化体验。在那个对外来文化还相对保守的年代，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微缩景观打造成为一种思潮。这股思潮恰逢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政治文化因素引起了民族文化的自觉和社会心理的变迁，掀起了中国主题公园产业对民族文化挖掘和对外展示的风潮。更为重要的是，深圳锦绣中华开业仅9个月便收回投资，刺激了微缩景观的投资（保继刚，1994a）。随后，各地以中国古典名著和民俗文化为主题的微缩景观迅速发展，全国各地大力兴建 “西游记宫” “大观园” “三国城” “民族园”之类的微缩景观，而深圳华侨城也进一步建成了中国民俗文化村（1991年开业）和世界之窗（1994年开业）。仅深圳上报给市旅游局待批的主题公园项目就多达 62个。深圳华侨城的3个主题公园在当时无疑是成功的，短时期内就收回了投资，不仅受到中国大陆市场的广泛欢迎，更吸引了较大规模的境外游客（保继刚，1996）。

　　同样作为经济特区的珠海毫不示弱，也重金打造了一个巨大的微缩景观——圆明新园。珠海的圆明新园实际投资可能是同一时期所有微缩景观中最大的。圆明新园由清华大学专家负责总体设计，经过各地文史专家、雕塑家、园林专家精心策划及多方论证，最终确立方案。全国2000多名能工巧匠日夜奋战，终于使一代名园得以重现。圆明新园占地面积为1.39平方千米，投资6亿元人民币，1997年2月2日建成开放。园内所有建筑景观均按原尺寸仿建，集中再现当年北京圆明园皇家园林的宏伟气势。圆明新园开园第一年便产生轰动效应，接待游客180多万人次，实现净利润5000余万元，曾经创下最高峰单日接待5.8万人次，年接待200万人次，年收入1.5亿元的辉煌成绩。然而到2012年，圆明新园年均接待量仅为70万人次，年收入不足4200万元，盈利不断下降，已经处于亏损状态，最后不得不通过政府补贴的形式，成为免费景区。②

　　这一时期，广州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造月工程”。广州旅游资源丰富、多样，在近代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又造就了一批历史遗迹，例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黄埔军校、农动讲习所、陈家祠、白云山、沙面等都是广州重要的旅游景点。然而，随着广州周边区域旅游的快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少政府领导和学者认为，广州旅游 “满天星斗、没有月亮” （即小景点多、但能够留住游客的大景点不多）。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大规模建设主题公园，而深圳华侨城集团的三个公园的成功也刺激了广州城市旅游的发展。作为省会的广州，传统旅游优势在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快速发展的时期似乎相对下降了。面对着深圳主题公园成功令广州尴尬的压力，面对着国际旅游者在广州停留时间缩短的严峻形势，面对着广州原有旅游景点规模小，特色不明显、知名度相对低、点少而分散的 “满天星斗”现状，广州旅游的 “造月工程”拉开了序幕。随后，广州大量建设各种主题公园，例如世界大观、飞龙世界、航天奇观、森美反斗乐园（原飞图梦幻影城）、东方乐园（1993年始从游乐园向主题游乐园转变）、香江野生动物世界、长隆夜间动物园等（保继刚，2005）。

　　广州、深圳、珠海都落地大型主题公园，粤港澳大湾区崛起为中国最重要的主题公园产业集聚区。尽管这一时期建设的19个游乐园或微缩景观有18个亏本，只有1个勉强经营（保继刚，1994a），但这一阶段的微缩景观风潮，却为后来粤港澳大湾区主题公园的进一步品牌化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基础，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重新审视了文化元素和微缩景观在主题公园中应用。一个主题公园完全依赖于微缩景观而缺乏互动体验，生搬硬套地方文化元素，简单粗暴进行主题化是缺乏持续吸引力的，重游率很低（梁增贤，2019）。

　　第二，重新认识城市潜在市场规模对主题公园布局开发的影响。一个城市的潜在市场规模是有限的，如果同质化的主题公园越多，相互之间又缺乏联系和差异化，那么每个公园都 “吃不饱”。深圳华侨城在同一个区域布局三个微缩景观（即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和世界之窗），之间还是存在相互竞争，游客分流的。因此，后来的锦绣中华与中国民俗文化村的合并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粤港澳大湾区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微缩景观的反思是很深刻的，至今也没有再轻易上马类似项目。

　　第三，逐渐积累了人才，形成支撑产业。粤港澳大湾区短时期内众多的主题公园开发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管理人才。这一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培养起来的主题公园管理人才是目前中国主题公园产业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由于大规模主题公园的建设，对景观建设、乘骑器械、游乐设备的需求广泛，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些民营企业开始尝试提供上述设施设备，逐渐形成产业基础。例如，1993年4月成立的深圳远望城多媒体电脑有限公司也就是深圳华强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的前身，专门提供电子游戏设备设计和生产，并逐步拓展到数码影视娱乐和乘骑设备研制生产。

　　[2]保继刚. 深圳、珠海大型主题公园布局研究[J].热带地理，1994b, 14(3).

　　[3]保继刚. 深圳市主题公园的发展、客源市场及旅游者行为研究[J]. 建筑师，1996(70).

　　[4]保继刚. 珠江三角洲主题公园发展回顾[J].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2).

　　[7]梁增贤. 主题公园开发与管理 [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

　　[8]梁增贤. 主题公园与城市发展 [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9]芮明杰，刘明宇，任江波. 论产业链整合[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②陈熠瑶，蔡微. 文化旅游扬帆 开启圆明新园转型新航程[N]. 中国旅游报,2012-10-22.